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！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

潮(cháo)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 接上篇(piān)：良渚日，再深入一点：寻找董聿茂（上） 从水路过陆路，步步转运，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，1940年底，西湖博物馆又(yòu)转移到了丽水三(sān)岩寺。 董聿茂是奉化(fènghuà)人，他知道奉化已经沦陷(lúnxiàn)，叫来同村老乡康美业，让他负责管理标本，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制作动物标本。 那年康美业18岁。董聿茂反复叮嘱他要勤俭创业，物尽其用，每次制作昆虫(kūnchóng)标本，总是(zǒngshì)算好所需昆虫针(zhēn)的枚数，定量发给(fāgěi)大家，不允许随意浪费。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，他用了再磨，磨了再用，直到1977年退休。 博物馆(bówùguǎn)除了(chúle)展出工作停办外，采集、制作标本和资源调查等(děng)日常工作，依然有序进行。大家(dàjiā)学习(xuéxí)采集蝴蝶标本，自己做猎枪子弹，有条件时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展出。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课程，鼓励年轻人多读书，指定了阅读书目，还要定期考试。康美业不敢偷懒，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。 逃难没有目的地，1941年，大部队又辗转(zhǎnzhuǎn)到了松阳南洲村。 “C位就是董伯伯。”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的职员(zhíyuán)合影，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的文化(wénhuà)墙上。 C位(wèi)董聿茂，右一钱惠馨，左四钟国仪，右四钟钱伉俪的二儿子 1939年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(fēnxiào)，毛昭晰的父亲毛路(máolù)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董聿茂同时还兼着西湖博物馆的馆长，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，他要搭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，往返一次(yīcì)需时(xūshí)三天。 此时，爸爸骑一辆自行车，一大早从龙泉出发，骑十几里路，到松阳南洲村时已(yǐ)是下午(xiàwǔ)。董振一说(shuō)，有次刹车坏了，爸爸摔了一跤，又继续骑。 1941年夏天，董聿茂要随(suí)浙大分校迁往龙泉。动身那天，家人和随行物品都(dōu)上船了，8岁的董振一也(yě)在船上，但是，爸爸不放心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物品，又跑回了馆里。 他刚到馆里，康美业(kāngměiyè)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，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(yánsì)旁的一个山洞跑去。进洞后不久，头顶响起了阵阵轰炸声，从洞中望去，山石崩落(bēngluò)，尘土飞扬。约一刻钟后，洞外没了声响。 穿过火海，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，许多船已被炸。一条船上，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，董聿茂上前(shàngqián)探问，给他一些钱，叮嘱一定要(yào)去医院(yīyuàn)治伤。 在溪(xī)对面的大树下，他(tā)终于看到了夫人和孩子，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，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(dàliàng)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。 康美业回忆，找到(zhǎodào)了，那只船已被炸(zhà)得支离破碎，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，其余皆散落水中。 “他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，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，我很少见到他有(yǒu)那样的神情。”康美业(kāngměiyè)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打捞残留书稿，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(zhīshí)的日文书赠送给了康美业(kāngměiyè)。 然而，1941年7月，教育厅却下令停办西湖(xīhú)博物馆，遣散所有(suǒyǒu)人员，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，让董聿茂把全部馆产交给(jiāogěi)“松阳县民众教育馆”接收。 丽水已经沦陷，松阳(sōngyáng)也许很快失守。董聿茂知道，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(rén)。 康美业(kāngměiyè)记得，明明自身难保，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(liǎngjiànshì)：如何安排我们这些“失业”的人，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收集(shōují)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。 许多单身汉领了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(qù)了，康美业(měiyè)的父辈与董老为故交，奉化已沦陷，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(cáichǎn)。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，此时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“又(yòu)作出了一个(yígè)惊人的决定”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(xià)，自费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、标本和图书资料，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。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，都留下了这件(zhèjiàn)不可思议的事。 过去，我们用“斗士”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毛昭晰，然而1997年，在(zài)董聿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(zhōuniánjìniàn)会上，毛昭晰用了(le)同样的词(cí)：“董伯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是优秀的学者，也是正义的斗士。” 此时，同样是奉化(fènghuà)人，毛昭晰全家也避难也到了龙泉。 1942年春夏之交(xiàzhījiāo)，日寇进犯浙东，金华、丽水相继失守(shīshǒu)，龙泉也很危险。 浙大龙泉分校(fēnxiào)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这年6、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(sōngxī)。到(dào)9月间，日寇从丽水撤退，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，而浙大龙泉分校仍在福建松溪。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(chuòxué)，毛路(máolù)真让他一个人从松溪返回龙泉读书，嘱咐他，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。 毛昭晰13岁，背了一个(yígè)小包袱，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，找到(zhǎodào)了董伯伯。 董聿茂为了疏散(shūsàn)和保护(bǎohù)西湖博物馆的藏品，坚持不离开龙泉。看到毛昭晰，热情接待，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。 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龙泉县城的水南，有七、八间房子(fángzi)，大多(dàduō)堆(duī)着木箱。毛昭晰知道，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、标本和图书仪器，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。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(xiǎoxiǎode)花园，长着一些杂树。每天一早，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古文。晚上，董(dǒng)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。 董振一说，爸爸(bàbà)虽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但工资的积蓄终究(zhōngjiū)有限。为了维持生活，爸爸又自费租(zū)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，种蔬菜，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，妈妈养了一头猪。爸爸节衣缩食，省下钱来(lái)租民房，把图书标本、历史文物保存起来。 同时，董聿茂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(gōngzuò)。韦植说，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，好在他(tā)朋友(péngyǒu)多，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，管仓库，在粮站拿工资，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(shēngjì)问题。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。董振一说，除了打猎(dǎliè)。 马磊(mǎlěi)1997年进单位，馆里还有6把猎枪，当时(dāngshí)做标本都是馆员自己去采集。 爸爸枪法很准，尤其打老鹰(lǎoyīng)，“百发百中”，他教大家，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，子弹飞行还有一段距离，这样(zhèyàng)才能一枪命中。 毛昭晰还小(xiǎo)，跟在康美业后面叫，美业哥哥，给我打一枪。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坚持要(yào)来院里接受采访 抗战中还有(háiyǒu)一件事，也被不同的人提起。 姜乃澄执笔的(de)《董聿茂教授传略》一文中讲到，日寇占领了南京、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后，在南京成立了“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”，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(biāoběn)实物，在杭州建有“杭州出张所”（注：日语出张所，即(jí)办事处）。1942年，日本人知道西湖(xīhú)博物馆已经(yǐjīng)停办，曾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(chūmiàn)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，被董聿茂断然拒绝。 韦植1951年(nián)到西湖博物馆工作，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，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，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(biānhào)，做库藏。对于这一段故事，他有另一番回忆：“日寇占领杭州后，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华东地区(huádōngdìqū)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，负责人恰好是先生留日的同学，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(shēnghuó)不好过，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(dānrèn)博物馆长。先生虽挂念博物馆，但昔年同学已在敌国，焉能失辱民族大节，乃(nǎi)凛然回绝(huíjué)，一直留在龙泉坚持至抗战胜利。” 细节略有不同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王宁远做良渚(liángzhǔ)口述史时，曾有一个强烈的感受，从上帝视角俯瞰、全局(quánjú)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(shíkè)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不同的，对同一真实事件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，存在差异(chāyì)，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，都需要保留。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(shāoqū)稳定，教育厅知道西湖(xīhú)博物馆的财产保存完好，又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。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(dānrèn)馆长，以抗议教育厅当时(dāngshí)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。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(bǎocún)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、自然(zìrán)标本和图书仪器。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，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、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，直至今天。 《浙江通志》有一条数据(shùjù)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，馆藏自然类标本(biāoběn)达11289件。 1945年(nián)夏天，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，文学院史地系。8月，日寇投降(tóuxiáng)，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。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、系主任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(zhízhì)1952年2月(yuè)。 当时浙大有一条制度，理工科的(de)学生必须选一些(yīxiē)文科(wénkē)的课程，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。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，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《General Biology》，每周上课三小时(xiǎoshí)，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。“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，重点(zhòngdiǎn)突出，使人很感兴趣。” 考研究生时，他选择了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(de)“人类学”，“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(fēnbùkāi)的。” 1951年，董聿茂到(dǒngyùmàodào)毛昭晰家里找他。此时，西湖博物馆已改名(gǎimíng)为浙江省博物馆，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。 董聿茂想到毛昭晰(máozhāoxī)读的人类学(rénlèixué)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(rú)体质人类学、化石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等等，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，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。 毛昭晰(máozhāoxī)的理想是当教师，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。 但，我们(wǒmen)都知道了后来的事。 “人生真是奇妙。当年董伯伯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，我没有(méiyǒu)去。三十多年(sānshíduōnián)之后，我却在(zài)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。董伯伯开心地笑了，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。”他在《怀念(huáiniàn)董聿茂教授》中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对(duì)毛昭晰说，他希望浙江省的每一个(yígè)县都有一个博物馆，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。 后来，毛昭晰又对更多后辈(hòubèi)说过同样的话：“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(xuéxiào)。”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。 董聿茂一直(yìzhí)叫韦植“小韦”，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，一直叫到(dào)小韦退休。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，韦植帮我们(wǒmen)认人：董聿茂、钟国仪、钱惠馨、康美业、何天行（时任历史部(bù)主任）…… 那年，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，堂兄弟“大韦”韦思奇，杭大(hángdà)农学院毕业，有两个(liǎnggè)选择，一是去南京大学，跟着小麦专家金善宝，做(zuò)他的助教，二是去西湖博物馆，听说董馆长要人。 1951年，大韦拉着小韦，你(nǐ)陪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。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，职员家属都住在院里，竹竿搭起来(qǐlái)晒着衣服(yīfú)，院子里种满菜。 大韦说，这个地方好，可以安家(ānjiā)。 董(dǒng)馆长很高兴，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。 还有这一位呢？董馆长看看(kànkàn)旁边的小韦。 小韦说，我现在还没有(méiyǒu)定。如果没有工作(gōngzuò)，我准备去丽水林业学校教书。 你不要去了，你也(yě)到博物馆里来吧。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(tiáozi)，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。 第二天，大韦上午报到，小韦(xiǎowéi)下午报到。 “先生常说(chángshuō)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，学术研究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，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，自己(zìjǐ)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或保存给后人(hòurén)来研究，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。” 一次，浙师院师生去舟山野外实习(shíxí)，董聿茂和韦植同去。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在海边指导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，在泥涂中只能赤脚，叮嘱必须掌握涨潮时刻(shíkè)，及时上岸。 回来，大家都很疲惫，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，又继续指导大家如何处埋标本，如何作好记录等等。韦植第一次(dìyīcì)才明白，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，固定和(hé)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(shǒuxù)。“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(dé)栩栩如生，不准马虎。“ 标本采回馆，也没有(méiyǒu)结束，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，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，让(ràng)全馆同事来参观、评议和检查(jiǎnchá)。“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？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。” 1953年，西湖博物馆更名为浙江博物馆。“小韦啊，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起来的(de)。”董聿茂说，两个馆并在一起，一个(yígè)是人文科学(rénwénkēxué)，一个是自然科学，办不好的。 1984年7月，浙江省博物馆的(de)自然部分单独建制(jiànzhì)，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。韦植是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，但是馆里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，玻璃瓶标本没地方摆，只能放在屋檐下(wūyánxià)。 韦植记忆中，1987年冬天下大雪，下了一晚上，好多药水泡的(de)鱼类标本(biāoběn)、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。 “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，这个事情我(wǒ)不敢告诉他，他会伤心的。”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，对方(duìfāng)说，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好了。 “文物和标本(biāoběn)这两类，不能摆在一起，标本都是酒精(jiǔjīng)、福尔马林。文物库房的标本，用的是樟脑丸、樟脑粉，万一有个火灾，文物就(jiù)会毁掉。”韦植不同意。 1988年，标本楼批下来了，也就是现在省(shěng)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。 标本(biāoběn)楼建成，韦植去家里看董聿茂。他发烧很多天了。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，突然来(lái)了劲头(jìntóu)，“有了标本楼，你们要好好干，不同的标本要分类，仪器、图书和标本要分开……” 小韦(xiǎowéi)当时想，已经不当馆长了，你操这个心干啥？ 2个月(yuè)后，1990年1月12日，董聿茂去世。 “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，是当作(dàngzuò)自己的家一样的。”多年之后，韦植(wéizhí)完全理解了董聿茂。 1987年春天，杭州大学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西湖风景区春游，董聿茂和(hé)毛昭晰都在其中(qízhōng)，那年，董聿茂90岁，年龄最大。在玉皇山顶的(de)饭店吃午饭的时候，年纪最小的毛昭晰，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(jiǎng)几句。 他毫无准备，抬起头，董伯伯(bóbó)(bóbó)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，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(fǔdǎo)功课时的情景：“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，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的健康长寿。”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：“人的生命分很(hěn)多种，博物馆也是董馆长(guǎnzhǎng)的孩子，永远活着。” 1986年6月2日，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(xiūshàn)落成，毛昭晰请了(le)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、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(zài)那边开会。一听良渚反山有重大发现，毛昭晰直接(zhíjiē)带人赶到了工地。 阿达，你不要动哦。毛昭晰对发掘(fājué)领队王明达说。 什么不要(búyào)动？王明达问。 为了确证所发现的(de)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，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，露(lù)出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。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，玉琮的器型(qìxíng)露了出来(chūlái)。“快叫牟永抗，快叫牟永抗，确定了！确定了！”王明达大嗓子一喊，大家围在墓坑边，除了玉琮外，周围又剔露出(lùchū)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。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(shěng)领导。王明达日记： 6月10日，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(wénhuàtīng)厅长孙家贤来(xiánlái)考古现场。6月27 日，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，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(chūtǔ)器物。 本来的补贴——给浙江(zhèjiāng)小百花越剧团10万、浙江越剧团10万，李德葆拍板(pāibǎn)，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。 那时，毛昭晰告诉他的董伯伯(bóbó)了吗？ （感谢陈水华、马磊、王卫东、彭亚君、方一锋、吴庐春(chūn)对本次报道的(de)支持）